今天另一則關於心理學的感觸，是來自於福原愛，這位剛剛與台灣小生結婚的可愛日本新娘。無聊的網友們討論著她在台灣搭計程車時，會不會因為中國口音而被歧視騷擾。更無聊的網友就想起了當年的井口真理子。
井口真理子，是我在心理學之路的另一個心理創傷。不，不，別誤會，我與那個悲劇並沒有直接的關連。但我的確在其中被無辜地牽連，受傷並曾經崩潰。
大三升大四的暑假，我們依例要去臨床心理院所實習，我抽到了離家最遠的高雄凱旋醫院。有一天，在高度預警與戒護之下，送來了一位重刑嫌疑犯，要做心理衡鑑。他叫做劉學強，本來是個計程車司機，被控謀殺了隻身來台灣旅遊的井口真理子。心理衡鑑的結果，將會影響他的生死：如果他精神的確異常，將在判刑時被考量減免死刑。
我到今天都不明白，如此重大、攸關人命的精神衡鑑，為什麼會被推到一個大三的心理系暑期實習生手上。當年那位在凱旋醫院的心理師督導，妳究竟在想什麼？難道妳是因為（跟我一樣）害怕面對決定他人生死的壓力？推給一個實習生，妳不會良心不安嗎？
總之，我就這樣被趕進密閉的諮商室，獨自面對著劉學強。並不（很）擔心帶著手銬的他會對我做什麼衝動的事情，但是我面對的，是他口口聲聲對我哭訴如何被刑求逼供，是我自己知道我的衡鑑結果可能會影響眼前這位有可能是無辜者的性命。手裡抖著，心裡抖著。
週末時幾位好同學到高雄探訪我，帶我到澄清湖青年活動中心住一晚。那晚我喝醉了，崩潰大哭。
之後那一年，劉學強在看守所裡陸續寫了幾封信給我。我從來都不敢回信，這麼多年也從來不敢去想、去查、去問他後來到底怎麼了。今天早上網友討論福原愛的時候貼出了井口真理子案的維基百科連結，我還是點進去、忍著把它看完了。原來他還活著，太好了。雖然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無辜（你去看維基百科就知道，那所謂的「密告者」極其可疑），但他還活著。太好了。